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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初期蘇聯學者對我國經濟改革的研究

    時間:2014-04-29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3340字
      1988年4月6日,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組織了一次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及其問題”為題的學術討論。參加討論的有遠東研究所和其他學術機構,蘇聯部長會議國家科技委員會、蘇聯外交部及其他各部局的主要專家。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副博士n·H·瑙莫夫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及其問題作了專題報告。他指出,近年來,幾乎整個社會主義世界都進人了旨在完善國民經濟管理體制的經濟改革時期。中國從1978年底就積極參與了這一進程。中國原先形成的所有制關系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化方面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因此,出現了大規模改造所有制關系,從單一成分的經濟轉向多種成分經濟的必要性。解散了農村人民公社,取消了對副業的限制,在城市經濟中迅速發展了個體經營活動和合作社成分,對國營企業的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1978年以后,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方面,是轉向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生產的構想,發展市場經濟和市場調節。在小生產占統治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小而分散和生產過程社會化程度十分薄弱的條件下,自發市場關系的作用客觀上還很大。在改革過程中,采取了許多旨在使中國社會的社會政治氣氛健康化的措施。積極地運用了刺激勞動報酬的形式。由于缺乏物質和財源,1978年以后,政府開始實行增加居民貨幣收人的財政赤字政策。為了避免財政動蕩,采取了增加各類消費品生產的一系列重大措施。
      由于這些措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成功地防止了一場最激烈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發生。增長速度變得更加穩妥,某些比例失調現象得到緩解,科技進步大大加速,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狀況得到改善。瑙莫夫還分析了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農村轉向家庭承包,一方面刺激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另一方面又導致勞動、物質和財源以及耕地面積的空前分散。
      1981年以后,開始削減對農業生產的資金投人,降低了水利建設的速度,加劇了對現有水利設施的破壞,從而使農業生產增長速度放慢。給企業更大的財政自主權是中國當前面臨的最主要經濟問題。1986年,名義上企業應當留下42%的利潤,實際上只留下8-1400,這就使轉向完全的經濟核算、自付盈虧、自籌資金的構想受到損害。組織生產資料市場的工作也由于設備和材料嚴重匾乏遇到了同樣的困難。企業物質保證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國家調撥,這種調撥始終是在國家、省、地、縣幾級實現的。壓縮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調節和市場調節范圍的構想,實行起來比預想的要慢。
      食品和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是改革巾最敏感的問題。對于習慣于比較穩定的物價的中國居民來說、價格上漲不是十分正常的現象。自從中國進人改革時期以來,通貨膨脹就成了改革甩不掉的伙伴。報告揭示了197日年以來中國經濟供求失調加劇的原因。由于一些重要措施的貫徹經常遇到強大阻力,結果,改革的進展受到低水平的人均物質資料生產,巨大的經濟虧損、大量的人口過剩,比較狹窄的農業生產基地的阻礙。
      在討論這一報告時,季塔連科指出,可以把中國的經濟改革看成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改革是由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決定的。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歷史學副博士r,H·亞先科不同意報告人關于改革前中國經濟具有自給自足性質的提法,因為商品交換在一定程度上發展了商品貨幣關系。此外,他認為,斷定中國取消了“自力更生”的口號是不確切的,中國擺脫與世隔絕狀態是另一回事。他還指出,把組織自由市場說成進步現象是不正確的。不如說自由市場的形成有利于通過市場加速協調供應,更確切一些。中國的社會主義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具有現實性。
      遠東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副博士A·n·莫羅佐夫指出,中國的改革在理論上和買踐上不僅達到了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原已達到的水平,而且在許多方面走得更遠了。中國正在形成新的經濟機制,其實質是中共十三大通過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公式確定的。新機制取決于計劃和市場、集中化的國民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相互關系的性質。
      討論中談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具有重大意義。根據這一理論,社會主義應當從理論和實踐中吸取全部現實力量,而不應從事先擬定的公式出發。中國學者建議依據新的標準和原則來確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意義在于創造更好的條件來發展生產力、和利用生產力發展的成果為人民謀福利。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為主的情況下,中國的多種成分經濟可以使生產力的發展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這就是中國學者的標準。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可以有充分的依據。
      哲學副博士B·費克蒂斯托夫指出,瑙莫夫在報告中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和方法等許多重大問題。不過,他認為,對中國改革的定義本身表述得還不夠明確。中國學者把改革看成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在他看來,經濟改革是解決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同生產關系性質之間存在的矛盾的方法。正是在這一點上,改革對社會生產力產生影響,刺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通過社會生產力推動整個社會向前發展。
      他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特別是劃分“進人社會主義階段”和“建成社會主義”的概念值得高度重視。這一理論是從中國的現實條件,從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已達到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從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新標準出發的。中國同志把以前屬于過渡時期的一系列任務(如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真正的文化革命等)堆移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里有些東西需要從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劃分及其在中國這類國家完成的標準的角度來好好尹思索。
      經濟學博士3·n·皮沃瓦羅娃強調指出,不能用陳舊的標準來評價中國經濟生活中的新現象,比如,不能僅僅依據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在所有制領域中占優勢,就斷定過渡階段完成了。中國現在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意味著發展多民族的經濟結構。顯然,這個階段的持續時間(到下個世紀中葉)是同中國學者依據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所得出的結論密切相關的。這些結論是:中國是一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脫胎出來的國家,今天除了現代化的生產,還有極簡陋的手工業生產和手工勞動,1/4的居民仍然是文盲。在這樣一個國家,要想在3、4個五年計劃的過渡期內解決建設“文明”的任務是不可能的。實際上,中國需要在這一階段內提高生產力,不提高生產力,就不會有社會主義。
      經濟學博士B·3·米爾納指出,第一,中國的經濟改革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第二,中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可以作為一個研究改革機制的獨特實驗室。蘇聯經濟學家正在探討的許多問題,要求更加深人地研究中國的經驗。歷史學副博士B.R·波爾佳科夫指出,各研究所之間必須明確劃分研究中國改革的課題,必須研究中國建立生產資料市場和信貸市場的實踐。蘇聯科學院需要制定研究中國改革的總體規劃。建議更有計劃地在《遠東問題》雜志上介紹中國改革的基本趨向。
      經濟學副博士A.M·克魯格洛夫對把改革的主要內容歸結為“所有制體系的根本變化”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所說的應該是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是各種所有制形式相互滲透的趨勢。廣泛發展企業承包或租賃,與其說是所有制體系的變化,不如說是建立新的經營管理形式。
      今天,除了鄉鎮工業蓬勃發展,吸收了農業剩余勞力之外,土地集中在“種田能手”手中是中國農村的現實進程之一。實際上,正在建立聯合承包組,把土地集中到合作集體—“聯合體”手中,這已經是建立在財產基礎上、根本不同于人民公社時期的“合作化”的進程。把由公社(生產隊)向作為基本經濟單位的農戶轉變說成是走向個體經營是不對的。
      經濟學副博士AoB·奧斯特洛夫斯基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建立新經濟機制的一種嘗試,這種新機制將更利于價值規律的充分表現。從80年代初以來,在以下幾個方面發生了變化:一是計劃。中國放棄了硬性集中。但在國營企業并未取得重大進展,還有大量指令存在。二是經濟定額。對大型國營企業來說,收入稅、調節稅、利潤提成仍然是硬性規定的。集體企業的定額比較自由。
      三是生產資料批發貿易。目前基本上包括了個體和私人企業。四是自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實踐中,自治主要是通過職工代表大會來實現的,其表現各不相同。在一些企業已經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轉向自治;而在另一些企業,這種大會只是徒有其名。五是組織結構的變化。一些城市(如常州)單獨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恢復了50年代存在的階級和社會集團。在改革過程中,中國開始擺脫平均主義。中國經濟取得了重大進展。中國的社會結構開始變得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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